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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幸运28官网:邓聿文:一人领导时代——对中国未来五年的三个

来源:免费注册即送体验金  作者:皮蛋  发表时间:2018-05-31 19:22

  在威权国家,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社会呈现何种精神面貌,与执政党乃至领袖个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前者由后者来塑造。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十九大确立的人事体制和提出的执政思想,将决定至少未来五年中国的走向。从这个角度说,虽然人们现在不知道十九大最后的成果会是怎样,但根据过往五年的执政经验和领导人的个人风格与思想,还是能够对未来五年中国的走向做出一个大体的判断。我认为,中国将会出现以下三个趋势:

  第一个趋势判断:中共进入“一人领导”时代。

  对于一个没有军功,在登上大位之前也看似没有显赫政绩的领导人来说,习近平在自己的第一任期就获得现在这样的权力和权威,以致中共赋予其“核心”地位,这多少是个未解之谜,因为仅仅凭借他发动的反腐治党和军改,似乎还不足以赢得目前的地位。

  自毛之后,中共在最高层是受到制衡的:邓有陈云的掣肘;江在前期受制于邓,在后期受制于其他派系;到了胡时代,不但有江在背后制约,更有其他领导人分权,所以才有所谓“集体总统制”的说法。中共领导体制的这种变迁,虽然谈不上朝向“民主”,但确实有分权制衡的形式,即使像邓这样的强势领导人,他事实上也做不到一言九鼎。

  然而此种现象到了习时代,则为之一变。其中的一个背景,应是胡作为“弱势总书记”而导致在其执政的10年在反腐和改革上基本无所作为,白白浪费10年大好时光的教训,对中共领导层来说,胡时代的这种状况不能在习手上再延续下去,否则,就可能真正“亡党亡国”。这应该是理解习集权的一个关键因素,要改变胡时代的“九龙治水”政治困局,就必须加强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和权力,而习的红色背景及个人性格,有利于其集权。

  不过,尽管中共领导层达成了这种集权共识,但它毕竟涉及高层权力的分配,具体到个人,要其让渡权力可能会很不愿意,这就会在内部形成权力斗争。另外,习也不像毛和邓,在成为最高领导人前,有着显赫的资历和军功政绩,要在党内高层让人承认其权威,有些困难。这就使得习上台后虽然获得了比江胡更大的权力,但在党内和高层尚无法做到一人说了算。所以,在习掌权的前三年,它还是受到党内元老和政治局其他势力的制约。

  但习的一个有利条件是,他能充分利用最高领导人这一职位具有的合法权威和权力,通过强力反腐和其他一系列手段,对政治反对派展开大规模清洗,并利用大众对反腐的支持,迫使政敌和不忠者对自己臣服,从而最终在党内确立自己无可挑战的地位,让强势的外部观感与强势的实质内容相统一。

  标志习的权威得到真正确立的是“核心”的提出。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以党内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习的“核心”地位,从而成为中共历史上的第五代“核心”。毛邓的“核心”地位都是自我赋予的;江虽然也被称为第三代领导人的“核心”,但其“核心”地位是邓赋予的;习的“核心”地位形式上虽然是党赋予的,但实际上是他自我赋予的。故同为“核心”,习要强过江,和毛邓比肩;而从权力实际受到的制约来看,习还要强过邓,仅次于毛。

  十九大将从两方面赋权于习,致使其“核心”地位进一步稳固。

  一是人事安排由习主导,对习忠诚的大批领导干部将会被擢拔到中央委员会乃至政治局。比方说,前段时间有外媒报道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十九大将当选政治局常委,陈是习的亲信,如果陈入选政治局常委,表明党内现已无约束习的势力。因为陈目前仅是中央委员,以习现有之权力,安排他进入政治局应该没问题,但跨越政治局委员直接成为常委,将有违中共传统。而将一个困难的事情变成事实,我认为,只能说明党内的反对力量太弱,或没有反对力量。当然,如果陈敏尔成不了常委,亦不能说习的权力就有所减弱,也有可能出于其他考虑而不让陈进入常委。

  二是习思想写入党章,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从“7·26”讲话以及最近的政治局会议来看,这点很明显。“7·26”讲话是习为十九大定调的讲话,习是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做这番讲话的。8月3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也强调十九大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无疑,十九大会把习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指导思想写入党章,指导全党行动,因为只有党章才能保障习的讲话精神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使之与核心地位吻合。至于是以思想或主义或其他什么名称来概括习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并非关键。

  十九大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习的核心地位和思想后,习也就彻底逆转了自邓以来中共高层领导体制的分权制衡局面,向毛时代的“一人领导体制”回归。因此,在未来五年,党内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挑战习的权力,动摇其权威,能够做到这一步的只能是来自外部的危机。

  第二个趋势判断: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会进一步严酷,最好的可能也是原地踏步。

  一些谨慎乐观者认为,在习牢牢掌控大权后,未来五年中共将会放松对社会的管控,政治环境有可能宽松。但这种看法很可能是错的,未来五年政治环境若说不更严的话,至少也和现在一样严,原因还是中共统治的需要。

  2013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做了一场演讲,主题是“习近平的政治设计”。我当时的看法是,习的两届任期最重要的任务是确保中共的统治不受挑战,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此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结构现代化的真正含义。为此,习将一改江胡时代的防御态势,采取两手出击,两手都要硬的策略,用两个拳头打人,一个拳头是治官,一个拳头是治民。治官主要是通过反腐,治民主要是用法。中共提出依法治国,其真实含义是将党的意志变成法律,以法律的名义来治理百姓。而为确保一定的经济增速,习也将在政府改革特别是地方行政改革方面有所推进,加强政府决策的透明性,进一步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我当时预测,习的这套政治设计不仅要管第一任期,如果没有大的意外,第二任期也会延续这个统治思路。

  现在看来,我在地方行政改革上出现误判。政府改革的力度非常小,只是取消或下放了一些行政审批,在公开性和透明性方面几乎没有进展。

  但除此之外,我认为我的这个判断大体还是准确的。那么,十九大后的未来五年这种情况会有变化吗?我认为,提高中共的统治水平和政府的管治能力这个主题不会变,但在治官和治民的两手策略上会出现变化,简单地说,由于前五年猛烈的反腐风暴造成了大面积的官员不作为,在习近平用反腐达到阶段性目标后,在其第二个任期,反腐的力度会有所降低,制度化会加强,反腐将导入常态化轨道。与此同时,进一步强化对官员政治规矩和政治忠诚的要求,整体的从政环境会进一步趋严。

  治官力度的减弱并不意味着治民的力度会减弱,相反,后者会继续强化。因为在中共高层看来,有可能动摇统治的,不会来自官员的腐败,而是来自民众对民主和维权的需求和行动。随着民众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进一步上升,政府的管治水平无法满足民众越来越高的需求,这会造成民众采取一些过激的维权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从而对中共统治构成威胁。

  为消除这种威胁,就必须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的管制上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例如,今年以来,一些门户和商业网站的思想和评论类栏目被取消,视频节目受到严格控制,自采栏目下架。尤其是网络管理部门近期出台的针对互联网群组如微信群、QQ群、微博群等的“谁建群谁负责”规定,及对一些违反规定的群主的拘捕,将会直接抑制自媒体的言论空间和自由。

  所以,在未来五年,大众要做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过寒冬”的准备。

  第三个趋势判断:相比现在,经济发展会提到一个重要位置,经济改革会有一定程度推进。

  相对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严酷,对经济的管制可能会比这五年放松,经济改革的步伐会有所加快,经济增长会得到进一步的重视。这里的一个根本原因,从理论上的角度讲,就是习近平和中共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一百年”的需要。

  在中共的话语体系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价值,它是中共对人民的许诺,是中共执政“合法性”的体现和保障。因为现在中共的合法性主要建基在经济增长及由此带来的百姓福利的获取上。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中共十八大提出的,但其构想最初来源于邓小平,邓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三步走战略,其中到本世纪初,实现翻两番,在这一基础上,再发展30年到50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指的是,在中共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

  因为第二个“一百年”的实现,对习来说有点遥远,但第一个“一百年”,按照中共的规划,是在2020年也即习的第二任期内实现,届时,中共的宣传机器就会把这归功于习的领导。这当然不是说习顺手摘桃,但确实给了习一个宣传自己历史功绩的机会。所以,习把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与自己提出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挂起钩来,赋予两个“一百年”中国梦含义,是“中国梦”的主要组成部分。换言之,实现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国梦也就实现了。如此,习的功绩就足可比肩毛,超越邓。

  从“7·26”讲话来看,十九大有两个主题,一是对未来五年乃至十年提出一套新的思想和行动方案,二是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要完成这个任务,就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增速。衡量小康社会有许多指标,但经济是基础和关键,2015年制定十三五规划(2016-2020)时,当时的预测是未来五年只要年均经济增速达到6.5%,即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由于这几年中国经济处于下行状态,对于中共和习来说,就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各种可能的风险妨碍目标的达成。故此,习在未来五年会把经济发展放在一个突出位置,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抓经济,进一步放松对经济的管制,出台更多的改革措施。例如,中国通信巨头联通在8月混改方案的通过就预示着十九大后的国企混改很可能按照联通的思路推进。

  可以想象,如果经济不放开,像社会和政治一样管死,整个社会没有一点活力,如何确保经济增速,让人民有获得感?恐怕会引发更大的骚动。故在严控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同时,需要适度放开经济,把经济搞活,让民众多少能够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实惠。这也是中共的“核心”领导人巩固他的统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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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北京的采暖季只有50天了,我去远郊走村。

  今年冬天,村里“不许冒烟”是一条环保“红线”。

  取暖,煤改电。

  前两年试点,因为电取暖设备选型不甚科学,96%基本闲置。今年政府加大了补贴力度,但新设备的购置费依然超出部分村民的承受力。另外,对于特困户如何“兜底”,这些问题尚未完全解决。

  养殖业全面清理,加工制造业一律歇业。

  以前每年厂子平均停工两三个月,现在“电闸一封就没日期了”。企业主和工人都明白,早晚要转型,但要挺过这一段确实有点难。所以冬天“喝西北风”这句话,市民和村民会有不同的理解。

  体谅归体谅,但牢骚归牢骚。大家最气不过的是一位基层干部说:“这时候关门儿,你们就偷着乐去吧!以前你们赚钱都赚翻了,没办你们就不错了!”

  环境质量,关乎每个人。看着AQI,大家郁闷;领了军令状,官员着急。但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

  军令如山倒,但山倒了以后如何安置和补偿“山区”的乡亲,路还很长,配套的政策不能缺位、不能漏人、“不能随便翻篇儿”。不能简单地用“投入多少钱、覆盖多少村、惠及多少人”这样的述职句式来衡量,部门联动与协同、政策的连贯和可持续特别重要。环保的投入多了,环保的钱就更要精准地花。

  (举个以前的例子,前些年建设新农村项目,新农办投钱给村里硬化路面,好事;路刚修好,第二年水务局投钱给村里改造污水,好事。但修污水把路给刨了,污水管线铺好了,但没有恢复路面的钱。“花了不少钱,也填了不少堵”。)

  我问村干部,今年冬天“不许冒烟”靠谱吗?

  村干部说,再等等看,没准儿还有辙。

  @宋英杰:我已经很小心了,但村里的实情必须说出来。如果我按照记录和录音把某些乡亲的原话都写出来,这条微博就发不成了。更详细的内容我已经通过其他渠道向上反映了,我不想说气话,但要讲实情。

  @宋英杰:我走访的,最多的一户一个月取暖用电2400元。村民说:电闸一开,太吓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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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代港督彭定康19日回到香港为他出版的新书介绍会并发表演说,活动结束后被被问及提倡港独是否属言论自由范围,他举例指基本法说明不容许安乐死和同性婚姻,惟没说学生不能谈论相关议题,强调很难阻止人们发表意见。

  对立法会议员何君尧早前称要对提倡港独者如港大法律学者戴耀廷等人“杀无赦”,彭定康昨不点名称,不能因他人政治立场不同而说对方应该被杀,形容杀人等仇恨言论完全不能接受。

  特首林郑月娥19日同样被问到有关何君尧的“杀无赦”言论,林郑不但没有予以谴责何某宣扬暴力,连名字都没提,只轻描淡写说谁对谁错“自在人心”。

  身兼牛津大学校监的彭定康,同时又形容律政司长袁国强对黄之锋等学生代表提出覆核刑期又称不明白覆核刑期会向世界发出什么信息,是“有点天真”。

  彭定康出席外国记者会午餐会,以《政治与身份》为题发表演讲。他在午餐会后说院校自主重要,希望标语事件能留给大学校长处理,强调维护言论自由重要,但行使言论自由要符合一定限制,不认同学生在校内发表欢迎他人自杀,或者欢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死亡的言论。

  彭定康说,事件中所有人都要冷静下来,希望校长和学生能对话,亦建议政府与学生对话,不能借践踏(trample)别人的意见,而令他们停止争取想要的东西。他重申港独是差的主意,不可能发生,港独会分散人们对民主的支持。

  被问到港独是否属大学内的言论自由,彭定康举例指,安乐死与同性婚姻现时在港亦不合法,但无阻议题在校园讨论,认为大学很难阻止学生讨论一些问题,又以他任校监的牛津大学为例,如果有学生讨论苏格兰独立,他身为校监会与他们沟通,但不会阻止他们讨论,希望香港的大学校长能独立自主地处理学校事务,而不是政府的棋子,而现时大学生做法对自己并无好处,认为他们应该表现克制、说出理据,并要求与政府沟通,“倘若政府拒绝沟通,我想学生会有比现时更高的道德高地”。

  被部分传媒形容是中联办干儿子的立法会议员何君尧,早前在一个所谓反港独呐喊集会上称要对提倡港独者“杀无赦”。彭定康在午餐会上不点名称,自由要受限制才能获得保障,人们在表达看法时应保持克制,举例在英国,人们不能因政治立场不同而说对方应该被杀。

  至于黄之锋等社运人士早前被改判入狱,彭定康说不会尝试质疑法官、法庭或法律制度,但指在相关案件上,律政司长袁国强提出覆核刑期是“政治决定”,而袁不明白覆核刑期会向世界发出什么信息,是“有点天真”。

  他说,袁国强早前到牛津大学演说,称香港是亚洲的国际法治之都,自己对此强烈认同,但不肯定覆核刑期是否能显示这说法的最佳事例。但他认为,香港不是专权(authoritarian)地方,形容香港仍是亚洲最自由城市之一。

  彭定康指公民抗命有其代价,任何开放社会都应思考公民抗命反映了政府政策有失误,若政府不与人民沟通,他们便会被迫走到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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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大学校长联署声明发表后,社会分裂更深更广,因为声明触及今天的港陆对立焦点——言论自由。自由当然有前提,问题是统治阶级开出的限制通常较严苛,现存体制的反对者却要求宽松。可怜诸大学校长尽管学贯中西,却一辈子未曾真正面对过这个忽然变得空前尖锐的矛盾,乃有进退失据北京幸运28官网的场面,有的还以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

  其实,这些学者若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其他文明地方当学术领导,都会不过不失,但在香港却被迫在一些敏感问题上表态支持统治阶级,殊为不幸。覆巢之下无完卵;释法DQ之后,言论自由的基地何可不遭蹂躏、大学校长哪能避开狼吻?这些从来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政治乙女,大家不应该以打不死的独自派领袖人物的标准来评核。当然,他们头上一向顶着的那一抹德望光彩,也就从此失去。

  中共与中国文化

  共产党污手触碰过的事物,无有不变粪土,但在它的支持者看来,却都是值得敲锣打鼓欢庆的盛世事。如此丑恶常态,恐怕是国人自身文化基因里的问题,不能都怪马列史。

  1958年,新儒家代表人物唐、牟、徐、张联合发表长文《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四位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几乎完全正面,不足之处在于民主自由的观念薄弱,有种子却未发芽,需由西方输入作补充。对于中共的思想来源,他们则认为“根本不是中国的”。笔者认为这是过分武断和乐观了。

  中共的信仰体系其实包含大量传统文化的东西,非常中国。举例说,民主派常常指控中共“党国不分”。他们认为共产党的确坏透了,但无损中国特别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党国有别而且可分,反共乃必须,但却不能因此不爱国。(这是“大中华”民主派无法接受港独的重要原因。)

  但是,如果我们把“党”理解为一个以某种包罗的政治和道德规范组织起来的垄断性精英利益共同体(如今天的中共),那么,在传统中华文化里,皇帝家族一姓及其委任的官僚体系就是一个党(可称作帝党),这样的党和国家不仅不可分,甚至更是党国一体、党即是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便是在诸如《诗经》、《左传》、《孟子》等古籍里,尽管用作目的或不同,意思却一样。

  与这个政治秩序共生的意识形态北京幸运28开奖网站,就是后儒所说的“忠君爱国”;这与今天中国由“姓党”的一家专政底下对人民提出的“爱国爱党”说法雷同。(两个说法里的党、国次序倒转了,但以党为依归的意念则一。)

  有人会说,孔子和孟子等先儒对君臣关系作了民本解释,否定了绝对意义上的“忠君爱国”思想,因此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是与中共那套不相干的。但是,如果拿孔孟的言论原文细读,并不能清楚得出这样的结论。孔孟论述君臣关系时,的确提出过含进步意义的说法,但用现代语词形容的话,是打了擦边球,回避了矛盾,“忠君爱国”的思想并没有因此动摇。

  《论语·八佾》记载孔子与鲁定公的一段对话。定公问:君王任用臣下,臣下事奉君王,彼此应遵循什么原则?孔子答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里谈的是在正常状态底下的君臣关系博弈平衡——(礼、忠)就是一对平衡策略。孔子没说明的是,如果皇帝(中共)不“礼”,臣下(港人)还要不要“忠”。

  到了孟子那里,矛盾就比较尖锐。《孟子·梁惠王下》记载了齐宣王和孟子就历史上汤放桀、武王伐纣两件事的一段对答。齐宣王问得很刁钻:那样臣弒君,可以的吗?孟子答说:损仁的人叫贼,损义的人叫残,残与贼都是大坏蛋,杀大坏蛋不算弒君(“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孟子的回避很技巧、很得体——汤放桀、武王伐纣的事都做对了,但桀、纣不够格称人君,杀了他们,也没违反“忠君爱国”大原则。

  面对一个王,孟子很明显不能不这样说。但这是非常危险的逻辑;文革期间,党认为“反革命”不是人,杀了也不算不人道。或者,今天,党认为港独是狗,关起来打也不算违反人权。

  国家——不可爱但可忧

  我们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作十分正面的解读,例如孔孟的人本思想;那是没错的。然而,严格而言,理论上孔孟都没有干净利落地突破当时的最高政治道德规范——忠君爱国。原因很可能是太危险了,就像今天鼓吹香港独立一样。于是,忠君爱国一直作为后儒的政治规范和核心价值而存在,演化为今天中共提倡的“爱国爱党”。上述四位新儒家认为中北京幸运28官网共思想不来自中华文化,但事实上中华文化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纯洁。

  中共固然破坏了不少中华文化的优良部份;但在中华政治领域里,党国不分才是一贯的,中共实际上继承了、代表了中华文化政治传统里的这个核心部份。

  相反,党国二分、党不同国的说法,的确是舶来品,是西方近现代出现了民主体制、政党政治之后,传过来中国,由梁启超等人介绍给国人的。中共骂民主派、异见人士反对一党专政乃照搬西方,大家听了也许非常反感,却大体上符合事实。便是新儒家也承认,中华文化本身开不出民主制度,一定要倚赖西方文化这方面的输入。

  明白了这点,大中华民主派的思维里便可能出现信仰危机:中华政治传统与民主价值既然没有多少共同点,那么这个国家有多可爱?如果在民主派的价值体系里,政治民主是最重要的东西,则中国(指传统中国,不指今天的中国)并不特别可爱。事实上,中国政治人爱国,从来都不是因为她可爱,反而是觉得国家可恨、可忧的多;忧国是中华人的国家感情特征。然而,一旦绝望了,忧就成为多余,剩下的就是恨,而且恨还会变质,从恨铁不成钢的恨,变成憎恨的恨。凉薄之意兴而“恭喜”之语出。(说到底,后者不过是北方语“活该”或粤语“抵死”的讪笑版,并不特别冇人性。)

  中国的政治从来都不很可爱,那么,土地如何?人民如何?文化的非政治方面如艺术又如何?无疑,比起政治,中国的这些方面有较多可爱处,但也并非全然。

  如果考虑到中国近五百年来大部份时间都是扩张掠夺成性的陆地帝国主义国家,行径和西方海洋帝国主义其实没太大分别,有的主要是“时差”——中华帝国主义的全盛期比西方出现的早了一百多年,那么,中国的很多土地就不那么可爱,因为是古今皇朝政权从周边界外抢占得来的;新疆、西藏、内蒙、台湾都如是。东北则本来是满洲人的,满族入侵中国建立大清帝国,亡了之后给中国反吃过来的,那也不是什么特别光彩的事。

  比西方的更可恶

  事实上,中华帝国主义有比西方帝国主义更可恶的一点。二次大战的西方胜利国也起码让很多以前的殖民地独立了,但中华帝国至今没有那样做,一直大剌剌占据那些抢占回来的土地,以“同胞”名义欺压当地人民。中土人若说爱西藏的土地,藏人听了会非常反感。那种爱,道德上其实很低劣,因为爱的是偷抢回来的赃物。这些“不方便事实”,都给中共史观和民国史观巧妙地掩盖了、篡改掉。

  中国的人民也很可爱,尤其是非常穷苦的时候。中国的诗词歌赋曲书画的成就极高。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瞿秋白语)。对一些港人来说,这已足够让他们爱北方的国、反香港的独。但对另外很多特别是受2047问题困扰的本地人而言,认识清楚了中华文化的专制主义和帝国主义历史脉络之后,其余纵还有正面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艺术元素不必也不容否定,也不足以压下分离主义的心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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